谢咏才站在祖父被捕旧地门口讲述
如今，谢振平被捕地所在的老宅，交道口北头条5号，看起来与其他胡同民宅别无二致，生活气息十足。老街坊们把院落内外打扫得整洁有序，院内住着一对老夫妻，如今都近百岁高龄。那棵百年老树的树影映射下片片阴凉，让院子平添一分岁月静好，仿佛也在默默提醒着世人，近一个世纪前这里所发生过的故事，这里来往过的铁骨铮铮的人。
“在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事迹中，二十九军将士血战卢沟桥的故事已广为流传。但几乎没人知道，还有一位为救助800多名受伤的二十九军抗战将士而坚守岗位，最后被日军逮捕并杀害的北平市卫生局局长谢振平。”这是北京市档案馆2007年公布的档案资料——《谢振平史料调查报告》中的前言文字。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北京青年报》和北京市档案学会联手推出“抗战就在我身边”系列报道。6月的一个炎热下午，我们和“青睐”会员们一起，在学会秘书长王兰顺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交道口北头条东口（原北新桥大头条二号）的一处民宅门口。
1937年8月14日晚，在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民宅门前，时任北平市卫生局长的谢振平被日本宪兵队非法逮捕，后被移禁至煤渣胡同。在囚禁期间，谢振平遭受了非人虐待，却始终没有吐露半字关于卢沟桥作战中二十九军受伤官兵的下落。大约在两个月后，谢振平被日本宪兵队残忍杀害并掩尸灭迹，殉难时年仅45岁。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谢振平位列其中。
此次一同重访谢振平被捕旧地的，除了王兰顺，还有谢振平的孙女、高校退休教授谢咏才。在她的讲述下，这位抗日烈士毅然许国、抗敌不屈的形象清晰起来，那段少有人知的抗日历史也变得更加鲜活。
现场
被捕地点原为三进院 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保留至今
交道口北头条位于交道口东大街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内大街。尽管经过多次地名更迭和历史风霜，交道口北头条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
笔直的胡同中保留着曾经的影子，过往斑驳的墙砖已被修葺一新，路面经过硬化整修，变得干净、平整；街角的绿植、路边的自行车、悠然的老街坊让这条胡同显得宁静祥和；胡同东口与北新桥地铁站融为一体，加上绿化景观，成为宜人风景线。
谢振平被捕的地方，当年称北新桥大头条二号，如今已更名为交道口北头条5号。谢咏才介绍道，这个院子正是二十九军在北平的高级干部开会的地方。谢振平被捕当晚，与会的还有二十九军教育处处长徐航菊、军部的俞之喆等四五人。“88年前的那个晚上，我的祖父谢振平就是在这里被捕的，被捕后杳无音信，就连他确切的遇害时间和情况，我们也是过了许多年后才辗转知晓。”
谢咏才边说边带领众人走进了院子。从门口进去左手边就是一个小屋子，事发当晚，有专人在这里为里屋的与会人员放哨，“这个院子当时是一个三进院，面积很大，中间有个大鱼缸”，三进院结构为当时与会人员的撤离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这个院子里当时有七棵大树，现在只剩一棵。”顺着谢咏才指的方向，虽然被密集的房子屋顶所遮掩，但视线越过屋檐，还是能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庇荫着这片院落。
讲述
坚持留守北平直至被捕
谢振平生于1892年，河北省束鹿县百福村人，早年就读于北平陆军军医学校，毕业时被冯玉祥将军选入军旅做军医工作，参加过察北、察东及长城抗日战役，喜峰口战役时为弹片所伤，仍奋不顾身拯救伤员。1931年，谢振平任陆军第二十九军军医处处长兼察哈尔平民医院院长；1932年主动请缨担任长城战役（抗日）兵站医院院长；1936年1月起，任北平特别市卫生局局长。
1937年7月7日之后，北平沦陷，形势更加危急。谢振平奉命转移安置800多名在东四卫戍医院尚未撤离的二十九军受伤将士。
因掩护八百余名受伤官兵而被捕
据王兰顺讲述，“七七事变”之后，谢振平紧急动员力量，准备救助伤员。由于事先准备充足，伤员被迅速分配给市内的各家医院。1937年7月底，他接到随二十九军撤退去保定一线的命令。正在收拾行装时，他又接到“急谕”，让他留在北平，安置城中东四牌楼六条胡同卫戍医院内作战受伤的官兵八百余人，再行南下。
谢咏才补充道：“父亲告诉我，祖父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北平。但最终为掩护八百余名受伤官兵，他坚持没有走，就连被捕那天也是让其他人先走，自己去门口应付日本特务。”
被捕当晚10点左右，当时在寓所看门的人进来告诉谢振平：有一个警察敲门说，要见谢振平，这名警察后面还跟着不少人。大家顿时觉得不妙，建议紧急从后院逃走。谢振平见状，考虑到一起走很难逃脱，便提出让其他人从后院先走。谢振平前去开门，和那名警察说了几句话，就被后面的日本特务逮捕。等日本特务进入屋内，其他与会人员已从后院翻墙逃走。
主持多项造福百姓和改善市政卫生的工作
谢咏才说祖父在北平市卫生局长任内，做了大量有利于老百姓和环境卫生改善的事。“他是专业出身，所以积极倡导社会卫生事业，整饬卫生行政，改善北平市民的卫生条件。”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卫生局在为自来水消毒杀菌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对后世仍具借鉴意义。
说起谢振平对老百姓的关心和照顾，谢咏才还听父亲、谢振平独子谢培英提到过一件事：“祖父担心北平当时的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分别建了东郊、西郊、南郊、北郊四所平民医院，挂号费很便宜，如果住院的话，只收伙食费，不收医疗费；如果家庭实在困难，连伙食费都可以减免。”
多次拒绝借车供日本人用
谢振平对于日本人之痛恨，对汉奸之不屑，从一件事中即可窥探一二，谢咏才介绍起祖父严词拒绝日本人借车一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势力已遍布华北平津各地，一些“失意政客”纷纷投靠日方，配合日本的侵华活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大汉奸潘毓桂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多次派人到谢振平管理的卫生局，想要借汽车给日本人用，但每次都被拒绝。潘毓桂不得已亲自向谢振平索要车辆，说:“是日本人要用，你还不给吗？”谢振平听完厉声答道:“卫生局的车是为北平市清理垃圾专用的，怎能供日人驱使！”
卢沟桥抗战后，为做好与日军展开夜间巷战的准备，谢振平主动把卫生局所辖各清洁队组织成“钩镰枪队”，还特地进行训练。
后人将谢振平遗照与其妻子合葬于京郊
据谢培英回忆，父亲被抓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谢振平的家人不知道他当时的具体处境，他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边躲避日方迫害，一边托人打探音讯，寄希望于一线生机。
直到1946年，通过多次探访与谢振平同牢房的人，以及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谢振平的家人才最终确认其被捕及被害后的真实情况。国民政府当局抓捕了企图逃离中国的日本当事凶犯，凶犯讲述了谢振平被逮捕直至遇害的经过。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对直接参与杀害谢振平的日本凶犯判处极刑，谢振平的壮举得以昭示天下。
从1937年被捕，谢振平的家人一直期盼着他的消息，这一等就是近十年。由于被日伪军掩尸灭迹，谢振平烈士的遗骸都没能找到。
说起这段往事，谢咏才不禁落泪，一度哽咽：“祖父去世时才45岁，祖母当时47岁。祖母96岁去世，她生前跟我父亲说，等自己去世以后，要与祖父的照片同葬。祖母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遗嘱，仅以祖父的遗照与祖母合葬于当年转战抗日的京郊山野之中，寄托晚辈的哀思和膜拜。”
谢咏才说，2007年之后她开始收集祖父的资料，“从小我只从家里老人口中得知祖父的身份和简单故事，直到2007年北京市档案馆举办谢振平史料调查报告会，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才更丰满、高大”。十几年间，她到喜峰口抗战周边县市实地考察，寻找当年的战地医院；也到南京采访当年的军医；国家图书馆、档案馆、方志馆都留下她查阅资料的身影。
档案
《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中公布的案例就有谢振平的被害事实
在北京市档案馆内，保存着一张“敌人罪行调查表”（如图），上面清楚地记录着谢振平被敌人折磨两个月后惨遭杀害又掩尸灭迹的史实——他是因为掩护卢沟桥战斗中负伤未能及时转移的八百余名官兵而遭日军逮捕的。
“气绝而复苏者不计若干次”
档案记载，日本人对他“每日非刑拷打，追逼口供”，谢振平“气绝而复苏者不计若干次，终致内脏受损而咯血，全身皮肉臃肿溃烂”。“而残虐之敌非但不予治疗，反而给些许干腐食物果腹，卒因苦病交迫，卧病不起”。
具体记载如下：
罪行人：赤藤(民国二十六年九月煤渣胡同宪兵队长)、松浦正秀(警务班军曹)、汐海茂(特务班长，又说警务班长)
所属部队或机关名称：北平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
被害人：谢振平
性别：男
年龄：四十五
被害人职业：北平市卫生局局长
罪行事实：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夜，日本宪兵队在北新桥大头条二号将民父谢振平非法捕去，时民父正奉命照顾东四六条卫戍医院在卢沟桥作战受伤官兵八百余人。捕去后拘于煤渣胡同宪兵队，每日非刑拷打，追逼口供，气绝而复苏者不计若干次，终致内脏受损而咯血，全身皮肉臃肿溃烂，卒因苦病交迫，卧病不起。直至十月中旬，竟于病中被暴敌杀害并掩尸灭迹。
具结人姓名：谢培英
性别：男
年龄：三十二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九日具结
这份档案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散发“敌人罪行调查表”所收集上来的日寇罪行之一，仅北京市档案馆出版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中所公布的“日本侵华罪行事实调查”的案例就有700余份，谢振平的被害事实就在其中。
谢培英追忆先父抗日壮烈牺牲史实
谢振平被捕后，谢培英始终在寻找父亲的下落，并致力于为父亲生平搜集材料，寻找父亲被捕至被害的证据和证人。1988年，谢培英撰写完成《追忆先父谢振平抗日壮烈牺牲史实》回忆录，其中数段描写父亲在卢沟桥事变后所做的工作：
“七·七变起，他昼夜督率卫生局所属员役构筑市内防御工事，并协同中央防疫处筹办市民防空、防毒器材。他还和留平的石振刚旅长联系争取外援，并组织卫生局所属员役及清道夫等在市内挖掘战壕，堆筑堡垒……他每天到各医院安抚伤员检查工作，晚上在家里和所属人员商讨安置救治事宜，常至深夜。遇有特殊情况立即前往，常彻夜不归。”
寻访十余年才与后人取得联系
据王兰顺介绍，早在1997年以前，北京市档案馆筹办纪念“七七事变”60周年内部展览期间，馆内收藏的这份“敌人罪行调查表”就进入他们的视野，王兰顺第一次发现其中谢振平的事迹，只简单记录其被敌人折磨两个月后被杀害并被掩尸灭迹的史实。人物身份和遭遇有特殊性，这引起档案馆研究人员的注意。之后十年间，王兰顺与同事们根据调查表中提及的地址寻找，还曾给谢振平原籍所在地的部门写信询问，一直没有结果。
王兰顺说：“当时只是有这么一个线索，老地方都换了好几茬人了。没有别的办法，我想到上网搜索。”这一搜，真有了进展。王兰顺根据市档案馆保存的老户口上谢家子女的名字一一搜索，最终于2007年找到谢振平的长孙、曾任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院长的谢纪康，这才重新与谢振平的5位孙子女取得联系。
谢纪康将谢振平的老照片、谢培英撰写的《追忆先父谢振平抗日壮烈牺牲史实》回忆录及烈士遗物等交给了北京市档案馆，加上馆藏档案中的谢振平履历表、任北平市卫生局长时所发训令等资料，才得以完善了谢振平的人生轨迹。
鉴于谢振平为国尽忠的感人事迹，国民政府于1947年1月追认他为烈士，并颁给谢振平“克效忠贞”的匾额。1947年4月1日，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北平市政府为谢振平等人在中山堂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并将他的遗像和牌位入祀八宝山忠烈祠。
2007年，在“七七事变”70周年之际，市档案馆公布一批新发现的档案史料，揭开了一宗掩盖了70年的日寇罪行，将谢振平被日寇残酷杀害的过程公之于众，面向各大媒体举办了“谢振平史料调查报告会”，并在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展览会上设置谢振平烈士展区。遗憾的是，谢培英已于2006年辞世，没有等到这一刻。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谢振平位列其中。
（注：文中部分资料由谢振平烈士家人——长孙谢纪康、次孙谢元礼、长孙女谢咏絮、次孙女谢咏雪、三孙女谢咏才提供）
本版文/本报记者 雷若彤
档案供图/王兰顺
摄影/雷若彤 傅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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